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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所周知,美國經濟社會是一個消費型經濟社會。在卡特和里根時代,不僅美國政府超前支出,形成巨額財政赤字,而且美國企業(yè)、家庭、個人都是超前花費,今天花明天的錢。所以美國所有經濟主體基本都是債務人。他們的債務不僅僅包括相互借貸形成的債務,同時還包括向國外經濟主體借貸形成的債務。因此美國的問題不是國內需求缺乏,而是過度超前消費。鑒于此,里根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施政方針的轉折中主要是對供給下注,該政策導致了美國幾年的經濟大蕭條,“里根經濟學”帶來的劇烈陣痛引發(fā)了社會輿論嘩然。

前車之覆,后車之鑒。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現狀與美國那一時期的狀況大不相同。中國經濟社會多年來一直是消費不足,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(GDP)中的占比一直低位徘徊,2014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167元,按當時匯率折合約3300美元,同期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8000美元;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43%,而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73%,兩國相差30%。所以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都不靠居民消費拉動,而是依靠投資和出口帶動。

2008年以后,全球金融危機持續(xù)發(fā)酵,加之美國推行的一攬子量化寬松、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等政策為許多國家先后仿效,引發(fā)了中國沿海一帶“三來一補”等出口企業(yè)的破產或外資撤資。中國出口產品和服務受到眾多不公正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限制。而中國的投資大部分是政府主導,多年來一直在接近飽和的高位上運行,難有大的增長。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駕馬車出現了后續(xù)乏力的狀況。

在這種背景下,上屆政府開始加大政府支出力度,啟動“4萬億元”扶持計劃,地方政府配套資金達16萬億元,并輔之較為寬松的貨幣流動性,加上出口退稅以及其它出口鼓勵政策的實行,基本維持了中國經濟8%~9%的增長。新一屆政府上臺伊始,延續(xù)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穩(wěn)健的貨幣政策,但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。在此困境下,政府及時采取措施增加政府支出,擴大轉移支付,適度提高公務員和事業(yè)單位職工工資,并多次降低準備金率和基準利率,適度增加流動性;此外政府還在去年降低了工商企業(yè)準入門檻,簡化工商行政管理程序,并積極引導民間投資增長,希望由此拉動中國內需,以實現經濟的軟著陸,確保經濟增速。不過,這些政策收效不夠理想。許多以往行之有效的政策失靈,要求我們必須推行深層次變革,否則中國經濟就會跌入滯脹的窠臼里。

就此,中央及時提出了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,指出中國經濟存在供給上的缺陷,結構不合理,缺乏創(chuàng)新有形或無形產品的能力。這些都充分說明推行供給側改革是十分必要的。但同時,馬克思的經濟學告訴我們,所有產品和服務要變成商品都必須實現“驚險一跳”,即要把產品或服務賣出去,實現產品或服務的價值,否則就會形成新的產能過剩。

要實現產品和服務的“驚險一跳”,只有國際和國內市場可走。然而從可預見的3~5年內,國際市場很難出現大的增長。國際金融危機后,美國加速推進實體經濟回歸,其標桿作用顯而易見,其他國家,尤其是其他發(fā)達國家都仿效美國的做法,限制進口,鼓勵出口,促使實體經濟回歸,增加國內就業(yè)率,實現國際收支平衡。發(fā)達國家市場是國際市場的主體,主體市場“旺”不起來,中國以出口帶動經濟發(fā)展的那駕馬車就跑不起來。而中等發(fā)達國家和發(fā)展中國家出口產業(yè)結構與中國相近,多數是競爭對手;雖然這些國家也進口中國的商品,但多屬于小經濟體,對中國出口整體影響不大。所以國際市場在今后的3~5年里難以帶動中國經濟發(fā)展。

余下的市場只有國內市場。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,說明供給經濟有巨大的發(fā)展空間,國內市場在今后的幾十年中可以消化供給經濟發(fā)展所帶來的成果。開拓國內市場還可以避免或降低國家之間的摩擦。

此外,產業(yè)發(fā)展有很強的繼承性,希望明天中國就能生產出世界一流產品的想法是不現實的。我們只能依靠現有的產業(yè)技術,有針對和選擇地提高一部分產品和服務的質量,同時創(chuàng)造出一部分新產品和新服務,并將大部分產品和服務定位于國內市場,少部分面向國際市場,在這其中還應注意將產品的核心技術留在國內。

啟動國內市場的方法有很多,從去年到今年,政府已經做了很多。后續(xù)要做的工作只需從廣度和深度上下功夫。如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,從3000元提高到6000到8000元,并在全國范圍內提高困難家庭的補助金額(無勞動力或缺乏勞動力的家庭);對小微企業(yè),即年利潤在100萬元以內的企業(yè)免征所得稅,增值稅降至10%~12%;對大中型內資企業(yè)實行國民待遇,將所得稅均降至15%,與外資企業(yè)拉平等。

總的來說,中國供給側改革與管理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內需求水平,也就是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和質量。只有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改革雙管齊下,我們才能避免陣痛或減少陣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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